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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考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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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昭王十九年,发生在汉水流域的一场周人和楚人的战争,结果以周的失败而告终。楚人是祝融部落集团的后裔,西周初年活动在丹阳(今湖北枝江)一带,接受了周王朝的分封,是为荆楚。楚国臣服于周天子,定期向王室进贡缩酒(祭耙时灌酒于茅束的一种仪式)用的“苞茅”和用以驱鬼除邪的“桃弧、棘矢”。那时的荆楚,势小力薄,周人全不把它放在眼里,成王在岐阳召开诸侯盟会,竟把楚国图君熊绎派去看管火堆,实际上是剥夺了楚参加大会的资格。
长江中游的楚国经过了一番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终于崛起,积极向汉水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,与中原的周王朝矛盾日增。成王以后,周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。周人向江汉用兵以昭王十六年、十九年的两次战争规模最大。
《左传》等书记述,周昭王在十九年的下半年亲率六师攻打楚国。周师浩浩荡荡开到汉水边准备渡江,碰到了异常的天气。汉水边的土人痛恨周人的骚扰暗中进行破坏,征集的渡江船只有的是用胶粘接船板而成的。因乘坐的渡船在汉水中流胶溶板散,昭王和随从贵族祭公等人葬身鱼腹。楚军乘势反击,周人“丧六师于汉水”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惨败。对这场不光彩的败仗,正统的史家用“南征而不返”一语带过,对周楚战争的细节甚少论及或语焉不详。
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,除了印证文献史籍的记述之外,有时还能提供或补充人们所不知的历史情节。应当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,由于他们的发现,我们幸运地获得了对“昭王南征”这段史迹更全面的认识。
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,其中对西周史事记述的最重要铭文是穆王时代的《史墙盘》,作器人墙世代为周王室的史官(乍册)。史墙对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。铭文说:“弘鲁昭王,广批荆楚,唯狩南行”,说昭王大规模地挞伐荆楚,因为巡狩而到了南方,从而赞扬昭王事业的宏伟(弘鲁),铭文中全无“南征不返”之类的遮掩之词。
收藏在北宋《博古图录》和薛尚功《钟鼎彝器款识》等书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(1118年)在安陆(今湖北孝感)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,包括两件中方鼎、中觯等器,作器人是曾跟随昭王伐楚的贵族“中”。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这六篇铭文,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纪事。例如中方鼎记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,曾命贵族“中”先去南国准备行宫。中方甗则记录了“中”所走路线经过的地方,其中有方邓、鄂师、汉中洲等。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铭文中说到昭王十六年伐楚获胜凯旋归来,赏给贵族“中”采地(邑)。从各铜器的铭文分析,昭王伐楚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,规模也大,有许多贵族都跟随昭王。
根据安州六器和其它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察,昭王十九年伐楚这场丧师之战:开始时形势是很好的。周王进军的路线是从唐国(今湖北随州北面)出发,经过厉国、曾国向南顺利推进。为了壮大声势,昭王还派出使臣到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,争取支持。昭王本人则率师沿江而上,直抵夔国边境(今湖北秭归)。上述青铜器铭文的考释成功,提供了关于昭王南征这一段重要历史的珍贵资料,使先秦古籍得到增补和充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