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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头桥畔忆魏延
虎头桥畔忆魏延
艳阳二月，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沁人心肺，汉中古城，倍觉清新。我步出汉中北门，于刘家巷路侧，蓦见一通高大石碑，矗立眼前，停步审视，上款题“汉马岱斩魏延处”正中刻“古虎头桥”四大字；下款题“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重建”。所云“重建”者，此处原有勒石，因年久损坏而重刻建立也。
原来，此处即虎头桥故址，今桥虽不存，而盛名未泯。此碑乃据民间传说“魏延反，马岱斩”及“虎头桥边斩魏延”而立。而这个传说，又来源于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：诸葛亮死于五丈原，魏延不遵杨仪节度，为之断后，率兵来到汉中城下虎头桥边，与杨仪对垒。而抢先入城的杨仪，持诸葛亮生前预授之“锦囊妙计”，站在城头上，对魏延说：“丞相在日，知汝久后必反，教我提备，今果应其言。汝敢在马上连叫三声‘谁敢杀我’，便是真丈夫，我就献汉中城池与汝。”魏延大笑曰：“丞相已死，吾何惧哉？漫说三声，就叫三万声，谁奈我何”?提刀按辔，于马上大叫日：“谁敢杀我?”一声未毕，脑后一人厉声而言日：“我敢杀你！”手起刀落，斩魏延于马下。视之，斩魏延者，乃马岱也。盖孔明临终前授密计于马岱，乘魏延不备而斩之。
《演义》为文艺作品，不无粉饰。但证诸陈寿《三国志•魏延传》载：“延先至，据南谷口(即褒谷日，在今陕西汉中市北18公里处的石门水库所在地)，遣兵逆击(杨)仪等，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。平斥延先登曰：‘公亡，身尚未寒，汝辈何敢乃尔!’延士众知曲在延，莫为用命，军皆散。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，奔汉中。仪遣马岱追斩之，致首于仪，仪起自踏之，日：‘庸奴！复能作恶不?’遂夷延三族。”
观《三国志》与《演义》俱云马岱斩魏延于汉中，后人立碑记之，当非虚妄。故《南郑县志》载：“狮子桥，虎头桥，俱在(汉中)北门外。虎头桥平列数石，无沟渠，相传为蜀汉魏延死处。”
我目睹石碑，缓步桥畔，对于魏延，浮想联翩。若民间所传“魏延反，马岱斩”，后句无疑，前句不敢苟同。其反与否，应以魏平生功罪，全面考察，方可定论。
魏延初为刘备部曲，随备西取蜀川，北定汉中，数有战功。当刘备“为汉中王，迁治成都，当得重将以镇汉川(汉中)，众论以为必在张飞，飞亦心自许。先主，(刘备)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，领汉中太守，一军尽惊。先主大会群臣，问延日：‘今委卿以重任，卿居之欲云何?’延对曰：‘若曹操举天下而来，请为大王拒之；偏将十万之众，请为大王吞之。’先主称善，众咸壮其言。”魏延此语，慷慨激昂，铿锵震耳。然魏延决非言过其实之马谡可比，观其坐镇汉中，独当一面，界连强魏，敌不敢犯，十余年如一日，安汉中若磐石，使刘备与诸葛亮免去北顾之忧，得以专心致志于东征与平南，此固刘备知人善任之成效，亦魏延大展抱负之巨功。
当诸葛亮将出祁山之际，集诸将会议，魏延献策，欲请兵万人，出褒中，循秦岭南麓东进，绕出子午谷，奇袭长安，与诸葛亮东西夹击，可一举而定咸阳以西数百里。但诸葛亮抱定“一生唯谨慎”态度，以为魏延冒险，“制而不许”，仍然按自己预定计划，安从坦道，西出祁山。至使魏延奇谋宏策，未能实现。对此，历代有识之士，对诸葛亮不用魏延之策，颇有怨言。如晋朝陈寿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评日：“…然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盖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欤!”宋朝胡寅《读史管见》“武侯不出褒中论”曰：“兵行诡道，求胜而已，延之计可用甚明，而孔明不从。或谓孔明长于治国而短于将略；或谓孔明疑延而不用也。”(摘自博采资源库)
再，诸葛亮驻军汉中，北伐中原时，关、张、马、黄诸名将相继谢世，赵云又老了，可用名将，唯魏延耳!但诸葛亮只令作前锋、后卫，不让总督诸军。如首出祁山，偏偏派不知兵之书生马谡督诸军在前，结果，酿成街亭大败。幸后卫魏延堵魏追兵，稳定败局，诸葛亮方能从容“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”。此乃魏延弥补损失、支撑残局之功也。
嗣后，魏延又大败魏国雍州刺史郭淮，截斩曹真大将王双，诱杀曹操名将张邰，以及参与其各次战役，威震魏国，为蜀汉立下了煊赫战功。
及诸葛亮病困，“密与长史杨仪、司马费袆、护军姜维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，令延断后，姜维次之，若延不从命，军便自发。亮适卒，秘不发丧，仪令袆往揣延意指，延曰：‘丞相虽亡，吾自见在。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，吾自当率诸军击贼，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?’”魏延此言以国家大局论，诚不可“以一人之死费天下之事”，绝不能解释为“野心家之狂言”。
那么，魏延为蜀国立下丰功伟绩，并未反叛，又何以言“反”？我以为言其反者，虽无事实为佐证，却有迹象作口实。迹象云何？即魏延献出子午谷之策，诸葛亮“制而不许，延常谓亮为怯，叹恨己才用之不尽”。此则引起主帅之忌恨；更因魏延“既善养士卒，勇猛过人，又性矜高，当时皆避下之。唯杨仪不假借延，延以为至忿，有如水火。”此又招致同辈之怨忿。
魏延因献计未遂，怨恨主帅；性情矜高，傲睨同辈，皆属私人生活小节，无损于国家大局。主帅诸葛亮若能开诚布公，不与计较，则魏延怨气自消。可是，诸葛亮心存芥蒂，耿耿于怀，疑其“久后必反”，教人提防，未免过矣!特别是临终之前，与数亲信密谋，移交领导权时，竟然将威震敌国之大将魏延，摒于核心领导之外；更故意任命与魏延“有如水火”之杨仪总督全军，令延断后，以激其“反”，此更过矣!
果然，魏延不服杨仪节度，自谓“且魏延何人，当为杨仪作部勒，作断后将乎!”迳先行率兵南归。如此，则杨仪诬延谋反，惑众有词。及何平作阵前宣传。延士众知曲在延，莫为用命，军皆散。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，奔汉中。仪遣马岱追斩之，致首于仪，仪起自踏之，日：‘庸奴!复能作恶不’遂夷延三族。”此即民间传说“魏延反，马岱斩”之根据。
魏延之死，与诸葛亮疑忌有关，以致酿成诸葛亮尸骨未寒而祸起萧墙，内部自相残杀，自我削弱，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形势，诸葛亮应负相当责任。但千多年来，多数人抱着“为贤者讳”之态度，未能对以选贤任能著称的诸葛亮，就其对待魏延之情况，区别功过，予以正视；反而多为诸葛亮曲解、开脱，或避而不谈。对实事求是之真理，未免有损。
总之，公道自在人心，魏延之死，在当时亦有同情者。如蜀国继任丞相蒋琬建议，将魏延礼葬在汉中虎头桥北四里的石马坡(又名石马堰)，并为之建墓。据《南郑县志》载：“蜀汉南郑侯魏延墓：相传在(汉中)北门外四里石马坡。有石马立田间，云是墓前故物。延固宿将，有战功，虽末路猖獗，身死族诛，蒋琬原其本意，但欲除杀杨仪，不便背叛。当日追颂前劳，必有以礼收葬之事。石马遗迹，传之故老，未必无因。”
若说反叛，并不是诸葛亮常怀疑“久后必反”之魏延。因诸葛亮死于五丈原，敌人在眼前，魏延并未举兵降魏。这一点，陈寿在《魏延传》末结语云：“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，但欲除杀仪等。平日诸将素不同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。本指如此，不便背叛。”
真正想反叛者，却是诸葛亮素所器重、倚赖而临终授以总督军权之杨仪。杨仪回到成都，未能攫得“尚书令”之高位，悒悒不乐，口出怨言：“往者丞相亡没之际，吾若举军以就魏氏，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!令人追悔不可复及”。事为后主所知，“收仪下狱，仪自杀”。此亦可谓历史现实对诸葛亮之嘲弄。
我徘徊虎头桥畔，眼望石马坡前，对魏延其人其事，迷惘久之，觉得他身经百战，未死敌手；怨尤一言，丧生内部，又负“反叛”恶名，遗臭万年，诚千古之奇冤。遂占一五言绝句，嗟叹而返。诗日：“空怀报蜀志，往荐吞魏心。矜高遭主忌，千古遗恨深”。
原来，此处即虎头桥故址，今桥虽不存，而盛名未泯。此碑乃据民间传说“魏延反，马岱斩”及“虎头桥边斩魏延”而立。而这个传说，又来源于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：诸葛亮死于五丈原，魏延不遵杨仪节度，为之断后，率兵来到汉中城下虎头桥边，与杨仪对垒。而抢先入城的杨仪，持诸葛亮生前预授之“锦囊妙计”，站在城头上，对魏延说：“丞相在日，知汝久后必反，教我提备，今果应其言。汝敢在马上连叫三声‘谁敢杀我’，便是真丈夫，我就献汉中城池与汝。”魏延大笑曰：“丞相已死，吾何惧哉？漫说三声，就叫三万声，谁奈我何”?提刀按辔，于马上大叫日：“谁敢杀我?”一声未毕，脑后一人厉声而言日：“我敢杀你！”手起刀落，斩魏延于马下。视之，斩魏延者，乃马岱也。盖孔明临终前授密计于马岱，乘魏延不备而斩之。
《演义》为文艺作品，不无粉饰。但证诸陈寿《三国志•魏延传》载：“延先至，据南谷口(即褒谷日，在今陕西汉中市北18公里处的石门水库所在地)，遣兵逆击(杨)仪等，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。平斥延先登曰：‘公亡，身尚未寒，汝辈何敢乃尔!’延士众知曲在延，莫为用命，军皆散。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，奔汉中。仪遣马岱追斩之，致首于仪，仪起自踏之，日：‘庸奴！复能作恶不?’遂夷延三族。”
观《三国志》与《演义》俱云马岱斩魏延于汉中，后人立碑记之，当非虚妄。故《南郑县志》载：“狮子桥，虎头桥，俱在(汉中)北门外。虎头桥平列数石，无沟渠，相传为蜀汉魏延死处。”
我目睹石碑，缓步桥畔，对于魏延，浮想联翩。若民间所传“魏延反，马岱斩”，后句无疑，前句不敢苟同。其反与否，应以魏平生功罪，全面考察，方可定论。
魏延初为刘备部曲，随备西取蜀川，北定汉中，数有战功。当刘备“为汉中王，迁治成都，当得重将以镇汉川(汉中)，众论以为必在张飞，飞亦心自许。先主，(刘备)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，领汉中太守，一军尽惊。先主大会群臣，问延日：‘今委卿以重任，卿居之欲云何?’延对曰：‘若曹操举天下而来，请为大王拒之；偏将十万之众，请为大王吞之。’先主称善，众咸壮其言。”魏延此语，慷慨激昂，铿锵震耳。然魏延决非言过其实之马谡可比，观其坐镇汉中，独当一面，界连强魏，敌不敢犯，十余年如一日，安汉中若磐石，使刘备与诸葛亮免去北顾之忧，得以专心致志于东征与平南，此固刘备知人善任之成效，亦魏延大展抱负之巨功。
当诸葛亮将出祁山之际，集诸将会议，魏延献策，欲请兵万人，出褒中，循秦岭南麓东进，绕出子午谷，奇袭长安，与诸葛亮东西夹击，可一举而定咸阳以西数百里。但诸葛亮抱定“一生唯谨慎”态度，以为魏延冒险，“制而不许”，仍然按自己预定计划，安从坦道，西出祁山。至使魏延奇谋宏策，未能实现。对此，历代有识之士，对诸葛亮不用魏延之策，颇有怨言。如晋朝陈寿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评日：“…然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盖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欤!”宋朝胡寅《读史管见》“武侯不出褒中论”曰：“兵行诡道，求胜而已，延之计可用甚明，而孔明不从。或谓孔明长于治国而短于将略；或谓孔明疑延而不用也。”(摘自博采资源库)
再，诸葛亮驻军汉中，北伐中原时，关、张、马、黄诸名将相继谢世，赵云又老了，可用名将，唯魏延耳!但诸葛亮只令作前锋、后卫，不让总督诸军。如首出祁山，偏偏派不知兵之书生马谡督诸军在前，结果，酿成街亭大败。幸后卫魏延堵魏追兵，稳定败局，诸葛亮方能从容“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”。此乃魏延弥补损失、支撑残局之功也。
嗣后，魏延又大败魏国雍州刺史郭淮，截斩曹真大将王双，诱杀曹操名将张邰，以及参与其各次战役，威震魏国，为蜀汉立下了煊赫战功。
及诸葛亮病困，“密与长史杨仪、司马费袆、护军姜维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，令延断后，姜维次之，若延不从命，军便自发。亮适卒，秘不发丧，仪令袆往揣延意指，延曰：‘丞相虽亡，吾自见在。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，吾自当率诸军击贼，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?’”魏延此言以国家大局论，诚不可“以一人之死费天下之事”，绝不能解释为“野心家之狂言”。
那么，魏延为蜀国立下丰功伟绩，并未反叛，又何以言“反”？我以为言其反者，虽无事实为佐证，却有迹象作口实。迹象云何？即魏延献出子午谷之策，诸葛亮“制而不许，延常谓亮为怯，叹恨己才用之不尽”。此则引起主帅之忌恨；更因魏延“既善养士卒，勇猛过人，又性矜高，当时皆避下之。唯杨仪不假借延，延以为至忿，有如水火。”此又招致同辈之怨忿。
魏延因献计未遂，怨恨主帅；性情矜高，傲睨同辈，皆属私人生活小节，无损于国家大局。主帅诸葛亮若能开诚布公，不与计较，则魏延怨气自消。可是，诸葛亮心存芥蒂，耿耿于怀，疑其“久后必反”，教人提防，未免过矣!特别是临终之前，与数亲信密谋，移交领导权时，竟然将威震敌国之大将魏延，摒于核心领导之外；更故意任命与魏延“有如水火”之杨仪总督全军，令延断后，以激其“反”，此更过矣!
果然，魏延不服杨仪节度，自谓“且魏延何人，当为杨仪作部勒，作断后将乎!”迳先行率兵南归。如此，则杨仪诬延谋反，惑众有词。及何平作阵前宣传。延士众知曲在延，莫为用命，军皆散。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，奔汉中。仪遣马岱追斩之，致首于仪，仪起自踏之，日：‘庸奴!复能作恶不’遂夷延三族。”此即民间传说“魏延反，马岱斩”之根据。
魏延之死，与诸葛亮疑忌有关，以致酿成诸葛亮尸骨未寒而祸起萧墙，内部自相残杀，自我削弱，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形势，诸葛亮应负相当责任。但千多年来，多数人抱着“为贤者讳”之态度，未能对以选贤任能著称的诸葛亮，就其对待魏延之情况，区别功过，予以正视；反而多为诸葛亮曲解、开脱，或避而不谈。对实事求是之真理，未免有损。
总之，公道自在人心，魏延之死，在当时亦有同情者。如蜀国继任丞相蒋琬建议，将魏延礼葬在汉中虎头桥北四里的石马坡(又名石马堰)，并为之建墓。据《南郑县志》载：“蜀汉南郑侯魏延墓：相传在(汉中)北门外四里石马坡。有石马立田间，云是墓前故物。延固宿将，有战功，虽末路猖獗，身死族诛，蒋琬原其本意，但欲除杀杨仪，不便背叛。当日追颂前劳，必有以礼收葬之事。石马遗迹，传之故老，未必无因。”
若说反叛，并不是诸葛亮常怀疑“久后必反”之魏延。因诸葛亮死于五丈原，敌人在眼前，魏延并未举兵降魏。这一点，陈寿在《魏延传》末结语云：“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，但欲除杀仪等。平日诸将素不同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。本指如此，不便背叛。”
真正想反叛者，却是诸葛亮素所器重、倚赖而临终授以总督军权之杨仪。杨仪回到成都，未能攫得“尚书令”之高位，悒悒不乐，口出怨言：“往者丞相亡没之际，吾若举军以就魏氏，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!令人追悔不可复及”。事为后主所知，“收仪下狱，仪自杀”。此亦可谓历史现实对诸葛亮之嘲弄。
我徘徊虎头桥畔，眼望石马坡前，对魏延其人其事，迷惘久之，觉得他身经百战，未死敌手；怨尤一言，丧生内部，又负“反叛”恶名，遗臭万年，诚千古之奇冤。遂占一五言绝句，嗟叹而返。诗日：“空怀报蜀志，往荐吞魏心。矜高遭主忌，千古遗恨深”。
